第二章:健康是如何建構的
●疾病只在對人類有意義時才會存在——除非人類的意志與意義所至，在自然界中並不存在所謂的疾病。
●人類生活中被定義為疾病、被認定需要技術干預的醫療節目不斷膨脹，無限的需求構築了龐大的醫學技術帝國，這個帝國是高度專業化的，由財富與技術、慾念與奢望雙重驅動，無孔不入地蠶食著我們的日常生活。
HEALTH 第二章健康是如何建構的迄今為止，健康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客觀「事實」，它「真實」地存在著。儘管對它的評判是多方面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入，其因果譜系及相關性也還需要繼續探尋，似乎都不曾離開客觀性、對像化的語境。其實，健康並不獨立存在於外在的世界，而是帶有明顯的主觀體驗色彩，它同與人類屬性相關的其他概念一樣，都是由人類的生命認知所建構的。
1健康的社會建構
很久之前，有哲學氣質的醫學家就指出，疾病這個概念是人類自己發明的。大自然中，那些比人類低等的物種都不會宣稱生病或者需要治療……判斷玉米或者土豆得了枯萎病是人類的洞識。如果人類一心只想培養寄生蟲，而不是培育玉米或者土豆，那就不會有所謂的「枯萎病」，它們只在對人類有意義時才會存在——除非人類的意志與意義所至，在自然界中並不存在所謂的疾病。出於人類中心論的自我利益考量——比如為了收成或者自身的愉悅——人類選擇把那些會導致死亡(或者根據某些標準判斷為功能喪失)的、在有限的幾種生物物種中自然發生的事件稱為「患病」。小孩子或者牛會生病，但是，又有誰曾經想像過蜘蛛或者蜥蜴也生病呢?醫學行業自古以來就秉持一種特別的價值尺度，它不是廣義的應用生物學，而是根據自身社會利益的需要來決定如何應用的生物學。
這是關於醫學的社會建構學說的一個早期範本，也是社會學理論的一個主要流派，它對於健康學說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在這個理論看來，一切現實都是由人類的認知活動所建構的，無法獨立地存在。在這裡，它並未否認自然界各種 「真實」的存在，即使人類並沒有關注它;但是，只有人類的社會活動才賦予它們特別的意義，才構成凝聚著意義的概念、主題與現象，譬如我們今天討論的健康和疾病。因此，社會主體的活動方式決定著生命主體如何被認知和體驗。
這種建構是如何發生的?這是理論思維的一個特定領域。關於健康的理論，主要的影響來自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符號關聯(symbolicinteractionism)學說，該學說主要源自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蜂群(Mead)隱喻，人們可以從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國作家(如布魯姆(Blumer)、施特勞斯(Strauss)和高夫曼(Goffman))的經典作品中找到靈感。社會存在是由互相關聯的個體構成的，其基礎是共同認可的符號含義：人類根據對這些符號的解釋和定義構建了其行為、關係和組織結構。因此，健康變成了人們通過交往、交流活動所共同認知的概念，健康成為衛生、醫療體系的目標——即由公眾的解釋與定義所構成的群體意識。
構成主義有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比較溫和的理解是它適用於解讀疾病的社會內涵：比如，它適用於建構疾苦(sickness)，或許也適用於建構疾痛(illness)，這裡的意義都側重於心理社會體驗，但是不適用於定義疾病(diseases)本身。這一理論的「強綱領」則暗示世界只存在於人類的大腦之中：意識之外沒有客觀存在。很顯然，這兩種觀點存在明顯的錯誤，識別起來也很容易。在這兩種理論之間，有一種更為狡黠(subtle)的騎牆理論，它主導了醫學社會學大約40年的時間(可能在歐洲比在美國更占主導地位)。它提出世界既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也是由社會意識構成的。它並不贊成病原體是虛幻的，疾病是不存在的，疼痛是不能用醫學術語和個體體驗來描述(即使個體間體驗不同)的真實存在，或者力圖證明用數字或者比率來揭示流行病學的規律是無意義的。
但是，健康、疾病同其他人類體驗一樣為社會意識所建構;它們的類型與意義是由人類命名、定義和編製的。它們存在的客體性是被「賦予」的——來自上帝，通過物理學定律，通過遺傳，或者願欲(whatyouwill)——儘管並非絕對，因為客體也能在某種程度上通過社會化的方式「建構」。但是，疾病和健康，正常或者異常，更多的是社會學意義上構建的分類，是為了對某些狀態或者事件進行分類，以及賦予其各自意義。
定義疾病或者異常，與定義生物學事實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取決於文化習俗和在文化上公認的解釋規則。比如我們說什麼是生病，每個人的解釋都不太相同，這與他的生活、行為方式相關，有很大的彈性解讀空間。對一個人來說的普通感冒，可能被另一個人說成是流行性感冒。需要強調的是，這種解讀超越了對生病本身(客觀性)的理解，包含了體驗(心靈)世界的所有背景、過程、經驗類別，並受到其洞察力、領悟力和理解力的影響。
這裡不得不提及波蘭哲學家兼歷史學家盧德維克•弗萊克(LudwikFleck)，他的「獲取共識」路徑解釋了公共知識產生和被接受的奧秘，這一理論產生了很大影響。他指出，「獲取共識」是「思維共同體」內部交流和互動的整體過程。它們是互相交流思想的人們組成的學習社區，是圓心為專家而圓周是普通人的認知共同體。以醫學為例，科學家、醫生和患者之間思想與體驗的交換與流通使得事實得以建立。知識不是簡單地由專家發現然後教給大眾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互相重疊的認知網絡中不斷得到驗證而最終獲得的。
弗萊克在他的《一個科學事實的發生和發展》一書中以梅毒為例闡述了上述理論，現代醫學研究中對於這一理論的響應不乏其人。例如，阿克西(Arksey1994)在討論診斷復發性肌肉勞損時，重點關注不同的醫生團體的社會和文化「思維軌範」對健康知識的塑造。尼克松和麥克勞林(NicolsonandMclanghlin1988)將其引入多發性硬化的討論，而斯考特(Scott1990)則在美國本土創傷後應激綜合征的診斷中運用這一學說來確定思維路徑。
疾病的建構論在一些「存在爭議」的疾病——其生物學基礎仍不明確或者有爭議——診斷中是最容易顯現出來。不過，持結構主義觀點的人還宣稱其理論不僅適用於上述那些特例，對於疾病的整體模式的確立也同樣適宜。
2疾病的歷史建構
疾病史的意義無非是揭示人類對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及對其所下的定義都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的，今天看來，它取決於生物科學知識的累積效應，但事實卻不盡如此，因為疾病史的發生與演進源遠流長，早已形成普適性的觀念與模型，而生物醫學的飆升只是晚近的奇跡。
